这些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增长趋缓，直接拖累新兴经济体的外贸活动和经济增长表现，尤其是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首当其冲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困境。
除了那些拥有庞大人口，足以带动强劲内需增长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尼，在今年上半年可以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表现之外，其他相对依赖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亚洲经济体，如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在今年第二季纷纷陷入经济增长放缓的走势。（参考图表1）
整个局势似乎又回到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的格局。在外需疲弱的情况下，亚洲新兴经济体只能依靠内需来支撑经济增长。如果市场悲观主义者不幸言中，欧美国家和全球经济进入二次衰退，这些亚洲国家可能被迫再次启动财政扩张政策，来稳定内需与国内经济增长步伐。
| 国家 | 2011年首季（按年） | 2011年次季（按年） |
| 美国 | 2.2% | 1.6% |
| 欧元区 | 2.5% | 1.7% |
| 英国 | 1.6% | 0.7% |
| 日本 | -3.6% | -1.3% |
| 中国 | 9.7% | 9.5% |
| 印尼 | 6.5% | 6.5% |
| 香港 | 7.5% | 5.1% |
| 台湾 | 6.5% | 4.9% |
| 韩国 | 4.2% | 3.4% |
| 新加坡 | 9.3% | 0.9% |
| 马来西亚 | 4.9% | 4.0% |
事 隔两年，随着全球经济可能再次陷入衰退泥沼，我国经济恐难逃一劫。面对眼前这场即将来临的大风暴，纳吉政府原本把最后希望押注在经济转型计划（ETP） 上，希望通过这项大规模经济项目，来达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目的，协助我国度过眼前危机，并回到2020年宏愿的成长轨道上。
但是，纳吉似乎忘了，全球危机并非我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导因，充其量只是加速结构性问题恶化的催化剂。短期而言，只靠经济转型计划，是否能够撑过这场寒冬，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国经济在今明两年能够侥幸躲过衰退危机（如果全球经济二次衰退），中长期而言，纳吉誓言在2020年晋身高收入经济体的“伟大宏愿”，势必将再次展延，甚至可能遥遥无期。
至少有几个理由让我们相信，纳吉在过去两年重金打造的“纳吉神话故事”恐怕就要告一段落，那些沉溺在“经济转型计划可以改变未来”的人们，也是时候该清醒过来，去面对残酷的现实。
全球危机拖慢成长步伐
首先，2008/09年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创，拖慢了我国实现2020年宏愿的步伐。根据经济策划单位（EPU）的资料，这一波全球危机导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20年宏愿所需达到的国内生产总值目标，低了整整26%。
此外，官方资料也显示，我国经济在2000年至2008年之间，平均每年取得5.5%的增长。但是，如果我们将时间挪后一年，把2009年（即我国经济陷入萎缩）纳入计算，我国经济在2001年至2009年之间，平均每年只能取得4.3%的增长。按照纳吉政府在经济转型计划所定下的目标，我国在未来十年内，必须维持每年至少6%的经济增长，私人投资需要达到平均12.8%的增长，才能在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达到1万5341美元的高收入先进国水平。
如果我国再次经历经济衰退的局面，导致今明两年无法达标，这将进一步扩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目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鸿沟。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从2013年起必须每年加倍增长，才能在十年内追上2020年宏愿的步伐。
我国经济缺乏弹性与韧性
更重要的是，与发达经济体和东亚经济体比较，我国经济需要耗费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全球危机所造成的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s），以至于我国经济在复苏进度上，比区域其他经济体来得慢。
比方说，全球经济危机早在2008年就爆发，我国经济迟至2009年首季才开始出现萎缩；而且，由出口萎缩引发的经济衰退，不仅严重打击出口导向领域的工业生产活动，同时也间接对内需导向型的制造业、服务业及其他行业的需求造成负面影响。我国经济稍后在2010年的经济复苏反弹力道上（+7.2%），也远远不及其他出口导向型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新加坡（+14.5%）、台湾（+10.8%）等。
这基本上反映出，我国经济面对缺乏弹性和韧性的结构性问题。我国经济长期停留在低价值链的阶段，无论是制造业、农业还是服务业，很多都是以廉价劳工为主的劳工密集型产业领域，以至于我国的劳动生产力和总元素生产力（TFP）处于低迷状态，直接影响我国生产力和出口竞争力。
第 十马来西亚计划（10th Malaysia Plan）的资料显示，我国的劳动生产力（labor）在2000-2009年之间，平均只有2.4%，低于中国（9.1%）、印度（5%）以及印尼 （3.4%）在同一时期的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我国的总体生产力（Overall Productivity）在2009年，则只达到12.8%的水平，远远落后新加坡（45.3%）、台湾（39.2%）以及韩国（32.1%）。
最 终，我国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局：在低价值生产链上，我国无法与生产成本更低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竞争；在高价值链方面，却比晋身先进国行列的新兴经济体 （新加坡、香港、韩国以及台湾）来得落后。因此，我国经济不仅在过去十年长期处于低迷水平（每年平均只有4.3%增长），在经济危机前后，更体现出缺乏弹 性与韧性的缺陷。
附加价值增长呈放缓趋势
由本地经济学家玛哈妮（Mahani Zainal Abidin）与拉惹拉西亚（Rajah Rasiah，左下图）联合撰写的一份《全球金融危机与马来西亚经济：影响和反应》文献中就指出，我国制造业早在1990年代就出现放缓的趋势。制造业附 加价值增长（manufacturing value-added growth）的平均年增长率，从1990-1995年的11.6%，放缓至1995-2000年的5.8%，并在2000-2005年进一步放缓至 4.9%。（注1）
其中，非电子机械和纺织业的附加价值增长，在2000-2005年之间的年增长率出现最大的跌幅，而身为制造业最大领域的电子机械领域，其附加价值增长率则从1990-1995年的26.8%显著放缓至2000-2005年的0.5%。2008/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制造业的附加价值增长率更陷入萎缩困境，从2008年首季的萎缩7%，显著扩大至2009年次季的萎缩14.5%。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并不是我国制造业萎缩的元凶，充其量只是加速这个领域的萎缩速度而已。
他们指出，我国在制造业还未转入高增值制造活动之前，就进行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的进程似乎太早了。
这 导致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现下滑趋势，包括食品、纺织、鞋子、木材、家具、印刷、橡胶、纸张、非金属天然矿物、机械以及交通器材等制造业的平均劳 动生产力，在2000-2005年之间出现持续滑落的情况。比方说，电子电机领域的年平均劳动生产力，从1990-1995年的12.4%，显著放缓至 2000-2005年的1.4%。
实际上，高附加价值与生产力之间存在一个正面关系。我国生产力增长低迷反映出一个现实，即我国缺乏创意 与创新，促使总要素生产力（TFP）和教育对产出（Education to Output）比例，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以至于我国无法攀上高附加价值与高收入经济活动。
这个结构性问题一日未除，我国基本上难以回到2020年先进国宏愿的成长轨道上。由纳吉政府一手推动的经济转型计划，依然把焦点放在硬体基建设施上，却对解决高附加价值与生产力方面的关键元素，即教育和人才培训等软体基建采取相对被动的策略。
私人投资长期陷低迷状态
另一方面，缺乏高附加价值领域与生产力低迷的问题，也同时对私人投资造成连锁性的影响。除了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国内投资(Domestic Investment)和外资直接投资（FDI）在近年来一蹶不振，很大程度上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
其 一，国内市场因缺乏投资商机或投资过剩的情况，以至市场处于饱和状态，再加上缺乏高附加价值领域与生产力低迷，导致国内经济长期陷入低价值链的格局，无法 创造出新成长领域，国内投资和外资纷纷选择走出马来西亚，把投资轴心转移到区域市场，尤其是那些具备庞大投资潜能与发展空间的新兴国家，以从中获取丰厚的 投资回酬与商业投资契机。其二，公共投资与官联公司主导与垄断国内经济领域，导致私人领域在国内陷入没有发挥空间的困境，形成私人领域面对被排挤（Crowding out）出经济领域 或“国进民出”的格局。【点击：官企恋权不放“国进民出” 土著不放拐杖经济难转型】
比 方说，我国经济在1990年至1997年的经济繁荣期，平均每年写下9.1%的成长，私人投资在这段期间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平均高达16.2%。 相反地，当我国经济在千禧年后陷入低迷期时，在2000年至2008年之间平均每年只能取得5.5%的增长，私人投资在这段期间平均只有1%的增长，反观 公共投资在这段期间写下4.9%的增长。
同样地，外资直接投资（FDI）在2000年至2007年之间的年增长率，平均也只有1%水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资料显示，2007年流入亚洲的外资直接投资中，我国仅占2.6%份额，远低于90年代的8%比率。
区域国家展现投资魅力
相 比之下，马来西亚以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这段期间却展现出令人侧目的经济增长和投资魅力，不仅成功吸引外资流向这些经济体，同时，也带动国内投资纷纷向 外迁移。中国、印度、台湾、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区新兴经济体的外资直接投资，在2000年至2007年之间，平均每年写下高达8%至30% 不等的年增长。（注2）
与此同时，从2000年至2009年9月之间，本地企业投资外流（outward investment）以每年平均28%的惊人速度增长。本地企业这段期间在国外投资的总额高达马币1102亿元，比同期流入的外资直接投资（FDI）还高出1.7倍。我 国在去工业化，从制造业走向服务业的过程中，并没有因此为私人投资增长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服务业还是偏向于低价值链与低生产力的商业模 式，缺乏创新和高生产力元素，加上国内市场陷入饱和状态，恶性削价环境与廉价成本竞争，压缩企业的盈利赚幅，令本地企业和外资缺乏投资动力。
相 比之下，那些高价值链与高生产力的区域国家，相对拥有更大的投资空间，对外资更具吸引力。比方说，新加坡在2009年占日本对东盟的服务业外资直接投资高 达70%比重。截至2010年上半年，新加坡在这方面的市占率也达到50%水平。更重要的是，日本近年来对新加坡服务业的外资直接投资持续上扬，是日本在 东盟整体服务业的外资直接投资提高的最大因素。【点击：我国早已失吸金魅力 日大撤资未影响我国】
财政吃紧公共投资难以延续
在私人投资长期低迷的情况下，政府想要依靠公共投资来支撑国内投资增长的做法，显然面对很大的局限。公共投资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邦政府的发展开销（Development Expenditure），而政府的发展开销则受到政府财政状况的影响。
基于联邦政府的营运开销高企不下（大约占政府总收入的98%比重），而且国阵政府过去多年的财政纪律非常糟糕，每年实际营运开支都超出原本的营运开支预算，导致发展开销必须依靠财政赤字来融资。纳 吉自2009年出任首相后，营运开支超支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有出现恶化的趋势。2010年实际营运开支的“超支”数额，创下自2001年以来第二高的 超支记录。2011年首三个月，纳吉政府的实际营运开支就超支了132亿元。这促使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继续高企在5%以上水平。【点击：纳吉掌舵政府财政每况愈下 次轮全球危机考验纳吉神话】
在政府削减财政赤字的大前提下，加上营运开支逐年增加，政府手中已没有多余的钱来推动发展开销，公共投资增长出现下滑的情况，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在意识到政府财政吃紧，导致公共投资难以长期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现实状况，纳吉政府试图通过经济转型计划来刺激私人投资，但是，这个策略显然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
纳吉政府改革行动原地踏步
按照经济转型计划的目标，这项计划估计将涉及高达4440亿美元的投资额。当中只有8%的投资资金将来自公共领域，官联公司占另外32%投资额，而私人领域则贡献60%的投资额。
然 而，在表现管理和传递单位（PEMANDU）公布的先行计划（EPP）中，我们却看到很多官联企业的影子。此外，非策略性官联企业的脱售计划依然辗转回到 官联公司的手中。同时，官联投资臂膀和旗下官联公司，也积极掌握经济转型计划下的新成长领域，如医疗保健、教育、回教金融、旅游业、现代农业等，并全面掌 控马来西亚依斯干达经济特区的发展命脉。人民公正党在近期也揭露，经济转型计划下推出十项投资额最高的计划项目当中，高达77%是由官联 公司推行。这十大项目总值1420亿元，占纳吉政府在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之间所宣布的1730亿元投资项目高达82%的比重。其中，有 77%的投资项目将由官联公司负责。
除了官联公司继续做大，将私人投资排挤在外，纳吉政府在经济转型计划上的改革决心摇摆不定，无法摆脱 种族保护色彩浓厚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促使私人投资和外资信心动摇。比方说，在土权组织和马来商会的施压下，政府在近期重新检讨捷运系统计划（MRT）的工 程合约，把相等于43%的工程项目颁发给土著承包商。
至今为止，经济转型计划把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如缺乏高素质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不具竞争力的国内市场、低效率的公共领域、以种族为基础 的扶弱政策、缺乏知识型基础建设等，视为中长期风险因素，却没有把新经济模式（NEM）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纳入考量。
这一再凸显出，纳吉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计划方面，只是着眼短期经济利益，却不愿面对或解决中长期所出现的结构性问题。
注1：参考Mahani Zainal Abidin, Rajah Rasiah,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Malaysian Economy:Impact and Responses, A Joint Report by th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Malaysia and the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i Malaya
注2：参考10th Malaysia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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